頭圖：孫建平油畫《學衡風骨》(2018) (左起:柳詒徵、劉伯明、胡先骕、吳宓、湯用彤、梅光迪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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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子? “哈佛男孩”的191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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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五四”運動爆發(fā)時，25歲的吳宓正在哈佛大學讀比較文學專業(yè)。

?在這位哈佛男孩的1919年日記中，“五四”運動幾乎不見蹤影。據后輩學者推斷：如果不是因為他太懶或太忙，很可能是因為當時海外留學生無法在第一時間獲知北京的消息?！拔逅摹北l(fā)后，北京通往國外的有線電報被切斷，外國記者的報道主要通過無線電傳送，發(fā)出的信息是零星片斷的。

5月9日的《紐約時報》只有一則簡短快訊：“由于對巴黎所作的有關山東問題的處理表示氣憤，首都北京發(fā)生了騷亂……”

在吳宓1919年的日記中出現(xiàn)的不是“五四”，而是被視作“五四”導火索的“青島事件”。8月11日這樣記載：“晚，在宓室中開國防會（記者注：波士頓留美學生組織）董事會，由鄭君萊述說日前特赴華京，遍謁各參、眾議員，始末情形（為青島事件）?！?/p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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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一年從春天到夏天，以哈佛中國學生為主的波士頓中國留學生多次集會，反對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省境內的權利。他們一再致電美國總統(tǒng)威爾遜，請求他在巴黎和會中主持公道，同時致電與會中國代表：如條約將權利轉讓日本，應拒絕簽字。他們還把文章寄往國內的《申報》、《新聞報》，“以表見留美中國學生之活動”，這些發(fā)出的中文稿多由吳宓起草。

相比“五四”在日記里的缺席，1919年至1921年，吳宓大量地記下了和好友“梅君”、“張君”等人對“新文化運動”的批評與斥責，字里行間充溢著反感和抵觸的強烈情緒。

當時，國內由陳獨秀、胡適等《新青年》同人引領的“新文化運動”正走向高潮。吳宓的師兄、哈佛學生梅光迪開始“招兵買馬”，在留學生中召集志同道合者，準備和“新文學－新文化運動”的倡導者進行大論戰(zhàn)。

因著清華同學的介紹，1918年秋轉入哈佛的吳宓和梅光迪相識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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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大陸之筆墨官司

——“逼上梁山”和“老梅上戰(zhàn)場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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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回想起來，若沒有那一班朋友和我討論，若沒有那一日一郵片，三日一長函的朋友切磋的樂趣，我自己的文學主張決不會經過那幾層大變化，決不會漸漸結晶成一個有系統(tǒng)的方案，決不會慢慢的尋出一條光明的大路來……一班朋友做了我多年的‘他山之錯’，我對他們，只有感激，決沒有絲毫的怨望?！?/p>

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 ——胡適

胡適在美國，1944年

1933年，民國二十二年，胡適出版了個人傳記《四十自述》，回顧當初“文學革命”的思考如何在留美時代醞釀、成熟。他以“逼上梁山”作比喻，把這場發(fā)生在世紀初的最激烈的思想文化運動的源頭“歸功”于和當時密友、主要是梅光迪之間的一場持續(xù)近兩年的“筆墨官司”。

梅光迪，生于1890年，安徽宣城人。梅家是宣城當地望族，梅光迪幼年在鄉(xiāng)里有“神童”之譽，12歲應童子試，后就讀于安徽高等學堂。1909年在上海時，經同鄉(xiāng)介紹結識了一位名叫胡嗣穈的安徽績溪少年。兩人結伴坐船北上，一起參加庚子賠款的官費留美考試。

當年胡中而梅落。梅于第二年再應試，如愿踏上赴美的海輪。他先入威斯康辛大學、西北大學，1915年秋轉入哈佛大學研究院主攻文學，拜在新人文主義思想家、文學批評家白璧德門下。

改名為胡適的胡嗣穈早梅一年赴美，初入康奈爾大學選讀農科，1915年轉入位于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，師從實用主義集大成者約翰·杜威。

留美期間，胡梅二人繼續(xù)交好。胡適好熱鬧，在美期間熱衷到處作英文演講，以至于引起物議。梅光迪由衷地佩服胡適的聰明和才華，稱他為“東方托爾斯泰”、“稼軒、同甫之流”，并且樂觀預期“他日在世界學人中占有一位置，為祖國吐氣”，“將來在吾國文學上開一新局面?！?/p>

他們和同在美國留學的趙元任、任叔永、陳衡哲、朱經農往來密切，頻繁通信討論各種問題。從保留下來的信件和日記看，胡梅當時探討的話題包括如何復興以孔子儒學為代表的“古學”，以及如何看待當時國內興起的“孔教運動”、基督教等一系列問題。

此時的東方老帝國正經歷著一場千年未有的暴風驟雨。辛亥革命爆發(fā)，帝制被推翻，袁世凱在南北和談之后上臺，北洋政府從名義上暫時控制了中國。這些留美學生通過西方報紙、親友信函密切關注國內局勢，一起探討“救國濟民”的藥方。

1915年夏，梅光迪由西北大學畢業(yè)，準備轉入哈佛大學。去波士頓前，他來到康奈爾大學所在地綺色佳，同胡適、任叔永、楊杏佛等留學生共度暑假。這個夏天，他們討論的主要話題是中國的文字和文學。

幾年前，胡適就表現(xiàn)出對中國語言文字問題的關注。1915年夏，他關心的是：“漢文究竟可成為教育利器否？”他的出發(fā)點是把漢語言文字作為教育工具來考察——要求它能夠普及到大多數人，也就是要把漢字變成大多數人接受教育的工具。

自晚清以來，一直有人主張把白話文作為開啟民智的銳利工具，各種白話報興盛一時，其中也有十分激進的主張，有人甚至主張放棄漢字、把漢字全部拼音化。

胡適最初著眼的，只是如何改變文言難以教學的問題。他分析了文言的弊病，通過中西文對比，把文言判定為“半死”之文字。他主張用白話文講解文言，提倡文法與標點，也就是使書面語向日用語或口語靠近。由此，他也把思路從文言教學改革轉向了作為宣傳啟蒙工具之廣義文學。

在1915年那個夏天，他的這些想法并沒有贏得好友們的贊同。據他回憶：“這一班人中，最守舊的是梅覲莊，他絕對不承認中國古文是半死或全死的文學。他越駁越守舊，我倒?jié)u漸變得更激烈了。我那時常提到中國文學必須經過一場革命?！?/p>

梅光迪離開綺色佳時，胡適作《送梅覲莊往哈佛大學》長詩，十分大膽地宣告：“新潮之來不可止，文學革命其時矣。吾輩勢不容坐視，且復號召二三子，革命軍前杖馬箠，鞭笞驅除一車鬼，再拜迎入新世紀。”

對當時多數留學生來說，胡適津津樂道的“文學革命”聽上去荒誕不經。任叔永還寫了一首把外國人名連綴起來的打油詩來打趣他。

胡適隨后寫了一首很莊重的詩，以回應朋友們對他所倡導的“文學革命”的質疑，想贏得他們的理解與支持——“詩國革命何自始？要須作詩如作文”，“愿共僇力莫相笑，我輩不作腐儒生?！?/p>

正是“詩國革命”、“作詩如作文”這兩句，引發(fā)了一連串的“筆墨官司”，并最終催生了一場轟轟烈烈的“文學革命”。

人在波士頓的梅光迪首先發(fā)難，寫信給胡適，認為詩、文是“截然兩途”，兩者文字根本不能混同，“吾國求詩界革命，當于詩中求之，與文無涉也?！贝送?，他也認同詩界需要革命，許多詩家實為“古人奴婢”，并無古人的學術懷抱，只知效其形式，結果是“陳陳相因，腐爛不堪”。但究竟該如何下手，他的態(tài)度很謹慎——認為應該先認真研究英法詩界革命家，比如華茲華斯或雨果的詩及18世紀的詩。

?他認為：“文學革命，竊以為吾輩及身決不能見”，所謂“創(chuàng)造新文學”，只能是一個夢，我們應有“自知之明”。

胡適認為梅“未達吾詩界革命之意也”，又致信梅，再論“作詩如作文”之意，提出今日文學之大病在于“徒有形式而無精神，徒有文而無質”，若要改變，宜從三事入手：第一，須言之有物；第二，須講求文法；第三，當用“文之文字”。

自1915年夏到1916年，在和梅光迪書信來回交鋒中，胡適一直在思考有關文學革命的問題，甚至耽誤了自己的博士論文寫作。

1916年春，胡適又致信梅光迪，和他分享了自己最近的心得——他發(fā)現(xiàn)中國文學史上已經發(fā)生過多次“革命”，以韻文而論，“（詩）三百篇變而為騷，再為五言、七言古詩，賦之變?yōu)闊o韻之駢文，古詩之變?yōu)槁稍?，詩之變?yōu)樵~，詞之變?yōu)榍?，為劇本?！痹院?，詞、曲、散文、劇本、小說，都成為第一流的文學，之所以是第一流，就是因為它“皆以俚語為之”，是“活文學”。

這一見解得到梅的贊同。梅回信說：“來書論宋元文學，甚啟聾聵。文學革命自當從‘民間文學’入手，此無待言；惟非經一番大戰(zhàn)爭不可，驟言俗俚文學，必為舊派文家所訕笑攻擊。但我輩正歡迎其訕笑耳?！钡珜m“作詩如作文”的觀點，仍持保留看法。

看得出，梅光迪并不反對胡適所提倡的“文學革命”，兩人的關鍵分歧是在具體問題上，尤其是在白話能否入詩的問題上。

1916年暑假，任叔永等幾位中國留學生在綺色佳的約嘉湖劃船，忽遇風浪，緊急靠岸時，一船人不小心船翻落水。任叔永作了首四言詩記錄這件趣事，寄給胡適——“行行忘遠，息楫崖根。忽逢波怒，鼉掣鯨奔。岸逼流回，石斜浪翻。翩翩一葉，馮夷所吞?！?/p>

胡適在回信中批評了這首詩，認為寫覆舟一段，未免小題大做。任叔永卻頗為自得，認為覆舟一段是“全詩中堅”。胡適再致信，毫不客氣地批評說翻船一段所有字句“皆前人用以寫江海大風大浪之套語”，“足下避自己鑄詞之難，而趨借用陳言套語之易，故全段一無精彩”，并指出詩中多有“死字”和“三千年前之死句”。

對于胡適的“全盤否定”，為人厚道的任叔永誠懇地接受了。誰知梅光迪讀信后對胡適大為不滿，去封長信把他數落了一通。梅認為中國古詩文“沈浸醲郁，含英咀華”，而詩乃“高文美藝”之境者，是詩人和美術家的專利，如依胡適所謂“活文字”之言，那么“村農傖父皆足為美術家矣！甚至非洲之黑蠻，南洋之土人，其言文無分者最有詩人美術家之資格矣”。

收到梅光迪的質問，胡適有意和他開個玩笑，于7月22日寫了一首游戲詩。這是近代中國第一首白話詩，全詩一百零六行，近千字，部分內容如下：

“人閑天又涼”，老梅上戰(zhàn)場。

拍桌罵胡適， 說話太荒唐。

文字沒有古今，卻有死活可道。

古人叫做“欲”，今人叫做“要”……

古人叫做“溺”，今人叫做“尿”。

今我苦口嘵舌，算來卻是為何？

正要求今日的文學大家，

把那些活潑潑的白話，

拿來鍛煉，拿來琢磨，

拿來作文演說，作曲作歌。

梅光迪讀罷此詩，給胡適寫信興師問罪：“讀大作如兒時聽《蓮花落》，真所謂革盡古今中外詩人之命者！足下誠豪健哉！”這一次，他排斥了所有文學革命的實驗，批評胡適好名邀譽，“皆喜以前無古人，后無來者自豪，皆喜詭立名字，號召徒眾，以眩駭世人之耳目，而己則從中得名士頭銜以去焉 ”，斷言“新潮流者，乃人間之最不祥物耳”，警告胡適“勿剽竊此種不值錢之新潮流以哄國人”。

胡適的這首游戲之作，一時間成為留學生圈里的笑談。用胡適自己的話說：“竟闖下了一場大禍，開下了一場戰(zhàn)爭。”

8月，梅光迪又致信胡適，提出他的四條“文學革命”主張：一曰擯去通用陳言腐語，他批評如今之南社詩人作詩，“開口燕子、流鶯、曲檻、東風等已毫無意義”；二曰復用古字以增加字數；三曰添入新名詞，如科學、法政諸新名字。四曰選擇白話中之有來源、有意義、有美術價值者之一部分，以加入文學，“然須慎之又慎耳”。他認為第二條最有效用，第四條“為最輕，最少效用”。

梅的這四條主張被胡適記錄在日記中，他認為第二條似是而非，表示要與梅詳細討論。同月19日，胡適致函朱經農，初步提出自己的八條文學革命綱領：“一、不用典；二、不用陳套語；三、不講對仗；四、不避俗字俗語（不嫌以白話作詩詞）；五、須講求文法（以上為形式的方面）；六、不作無病之呻吟；七、不摹仿古人；八、須言之有物（以上為精神內容的方面）?！?/p>

至此，胡適的文學改良主張“八事”已基本成型。此外，他還做了一個決定，在給友人信中寫道：“吾志決矣。吾此以后，不更作文言詩詞?！?/p>

當時，胡適和在上海辦《新青年》的陳獨秀因約稿之事保持通信。來往書信中，兩人興奮地發(fā)現(xiàn)彼此對文學的看法驚人地一致。1916年底，胡適把自己對文學革命的思考寫成《文學改良芻議》一稿，寄給了陳獨秀和《新青年》。陳獨秀看過后大為贊賞。那以后，就是人們所熟悉的有關“新文學－新文化運動”如何發(fā)生、發(fā)展，最后成為時代洪流的歷史敘事了。

陳獨秀

1917年1月4日，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。他采取“兼容并包”的方針，廣攬人才，請陳獨秀北上出任文科學長。陳則極力推薦胡適任學長，并寫信給胡適催他盡早回國。留美七年的胡適早有歸國實施“文學革命”抱負之意。拿到北大聘書后，他匆匆離開紐約，臨行前又作一首白話小詩送梅、任兩位好友：

“前年任與梅，聯(lián)盟成勁敵/與我論文學，經歲猶未歇/吾敵雖未降，吾志乃更決/誓不與君辯，且著《嘗試集》。”

1917年刊登于《新青年》第2期的《文學改良芻議》點燃了“文學革命”之火。年僅27歲的胡適由此暴得大名，和陳獨秀一道成為當時中國最耀眼的思想文化明星，和無數新青年心中的導師。

幾乎在同時（1917年1月），梅光迪在英文版《留學生月刊》第12卷第3期上發(fā)表了《我們這一代的任務》一文。他提出：在當前的文藝復興時代，伏爾泰主義（啟蒙主義）是不可避免、也是必要的，因為習慣的枷鎖困住了我們。但是，這樣容易導致中庸的喪失，尤其在一個動蕩狂躁的社會環(huán)境中，一時沖動的行為容易在卑微地模仿過去和反傳統(tǒng)兩個極端間搖擺。所以，他認為：最重要的任務是“在空前的民族危機中尋找到一種方法，重新調整變動不居的情況，去收獲新與舊融合的最佳成果”。

有別于當時國內的種種復古、守舊思潮的是，梅光迪提出——“我們今天所要的是世界性的觀念”，并要使“歷史成為活的力量”。

幾個留學生在1920年代一場關于文字與文學改革的小爭論，何以逐步引發(fā)并震蕩了整個20世紀中國的“新文學－文化革命”運動，又何以使得一批近現(xiàn)代中國最優(yōu)秀的知識分子由此分化為對立的兩大思想文化陣營？

《胡適評傳》作者、美國歷史學者賈祖麟（Grieder）的點評可謂直中靶心——他指出：在當時人們心中，文學革命的目的不只是舊文學的毀滅而已，“反對者是在保護一整套的文化價值，而提倡者則反對生硬的古語與老文學的陳詞濫調，要棄絕那整個社會文化的遺產?！?/p>

這正是胡、梅這對曾經的密友價值分歧的核心所在，也是日后以北大、《新青年》為核心的文化激進主義陣營，和以《學衡》為核心的文化保守主義者之間長達數十年論爭的核心所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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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聚哈佛

——白璧德的中國門徒

1917年起，正當胡適和《新青年》在國內聲名如日中天、呈壓倒性的大勢，遠在波士頓的梅光迪開始在留學生中“招兵買馬”，召集志同道合者，準備和胡適、陳獨秀等新文化派進行持久的論戰(zhàn)。

1918年9月，吳宓轉學至哈佛，和梅光迪會面，兩人一見如故，“屢次作竟日談”，自此結盟。據吳宓所記：“梅君慷慨流涕，極言我中國文化之可寶貴，歷代圣賢、儒者思想之高深，中國舊禮俗、舊制度之優(yōu)點，今彼胡適所言所行之可痛恨”，他并自比春秋時挽救并復興楚國的申包胥，而胡適則是那個發(fā)誓要覆楚的伍子胥。

梅的一番慷慨之辭令性情中人吳宓十分感動。他當即表示：愿效馳驅，勉力追隨，如諸葛亮對劉備那樣“鞠躬盡瘁，死而后已”。

吳宓小梅光迪四歲，陜西涇陽人，生長于吳家大院，是熱門電視劇《那年花開月正圓》女主角的歷史原型、晚清陜西女首富周瑩的堂侄。1911年，吳宓考入清華學校留美預備班，1917年赴美留學，先在弗吉尼亞大學英國文學系學習，獲文學學士學位，次年轉入哈佛大學研究生院，師從白璧德研習比較文學、英國文學和哲學，與陳寅恪、湯用彤并稱“哈佛三杰”。

在哈佛，和梅光迪、吳宓密切往來的還有湯用彤、陳寅恪、樓光來、張歆海。他們一起聽白璧德的課，對陳獨秀、胡適此時在國內發(fā)動反傳統(tǒng)的“新文化運動”都有不同程度的不滿，據吳宓日記載，“均莫不痛恨胡陳。”張歆海表示：目前諸位“羽翼未成，不可輕飛”，等他年學問成，同志集，“定必與若輩鏖戰(zhàn)一番?！?/p>

在哈佛校園，一股日后被稱為“學衡派”的骨干力量已大致聚攏成形。他們都對本國文化傳統(tǒng)懷著極深厚的情感，反感“新文化派”的反傳統(tǒng)主張，同時也都是新人文主義大師白璧德的“中國門徒”。

歐文·白璧德（Irving Babbitt），美國新人文主義思想代表人物，1912年至1933年執(zhí)教哈佛大學。在20世紀初期，他逆時代潮流而動，對西方的現(xiàn)代性進行反省，抨擊泛情人道主義和科學人道主義，批評浪漫主義和道德上的不負責任，呼吁節(jié)制情感，恢復人文秩序。

除思想學說外，白璧德之于當時中國留學生的魅力，恐怕很大程度上還因著他對東方文化和價值的一份尊敬和理解。身為西方學者，他擺脫了“歐洲文化中心論”的心態(tài)。白璧德的夫人出生于福州，他雖然不懂中文，對中國文化卻十分關注并給予很高的評價。

1933年白氏去世，吳宓發(fā)文悼念，列舉白璧德的“中國門弟子”有梅光迪、吳宓、湯用彤、張歆海、樓光來、林語堂、梁實秋、郭斌龢八位。從事植物學的胡先骕雖沒有上過白璧德的課，但曾翻譯、介紹過他的文章，并在哈佛期間登門拜訪過他。在梅、吳和胡之外，梁實秋是最積極、最系統(tǒng)地向國人宣傳、實踐白璧德及其新人文主義主張的人。

1921年，白璧德曾應美國東部中國學生會的邀請，做關于“中西人文教育”的講演。他指出中國文化的最大優(yōu)點在于重道德觀念，最富于人文精神，孔子和亞里斯多德的學說不謀而合，中西方都應該對二者的倫理關系作對比研究。他主張中西方的人文主義者聯(lián)合起來，為建立一個“人文的、君子的國際主義”而努力。

白璧德非常關注中國正在發(fā)生的“新文化運動”以及激烈的新舊之爭。在演講中，他公開批評“新文化運動”矯枉過正，不免重蹈西方機械主義覆轍，是一場“功利情感運動”。一方面，他理解中國人希望發(fā)展工業(yè)革命、科學以抵御列強侵略的愿望；但是，他也提醒必須審慎，保存其“偉大之舊文明之精魂”，不應在倒浴水時把盆里的孩子一起倒掉。

1921年，因被陳獨秀批評海外留學生和國內文化運動“無關”，《留美學生季報》展開了“留美學生與國內文化運動”的討論，孟憲承、吳宓、邱昌渭等都參與了論爭。

吳宓在第8卷第1號發(fā)表的《論新文化運動》，是留學生中批評、攻擊新文化運動最激烈、最具顛覆性的。他把新文學視作“亂國之文學”，“其所主張，其所描摹，凡國之衰之時，皆必有之”，是“土匪文學”，說“今中國之以土匪得志者多，故人人思為土匪”。認為“趨附新文學”的人，是“對中西文之書，皆未多讀”，“不明世界實情，不顧國之興亡，而只喜自己放縱邀名者”。

1921年7月底，在啟程回國的遠洋輪船上，他還就邱昌渭對他的批評（《答吳宓君》），又寫了《再論新文化運動——答邱昌渭》。針對邱說他是為了維持“圣道”，他說自己感覺“此其名如何之魅，其事如何之大”，并說自己就是要維持“圣道”——不單是孔子之道，還有耶穌、釋迦、柏拉圖、亞里斯多德之所教，不分中西門戶之見。

在時代洪流混雜的嘈雜聲中，吳宓和梅光迪所發(fā)出的聲音完全沒有引起如《新青年》上的文章那樣的關注，似乎如胡適所說——文學革命早已勝利，且已牢牢占據中國新文化的統(tǒng)治地位，“幾個留學生的反對，已毫無力量。”

此后的歲月中，吳宓、梅光迪等學人似乎永遠“落后”于時代，與時代的主流“格格不入”。在劇烈變動的20世紀，這些“執(zhí)拗低音”被時代交響曲中激越亢奮的主旋律所遮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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群英薈萃東南——《學衡》和學衡派群體

1921年秋，在梅光迪的召喚下，吳宓回國執(zhí)教于東南大學。

第二年9月，東南大學設立西洋文學系，梅光迪為系主任，吳宓任教授。在劉伯明的支持下，梅、吳二人又陸續(xù)邀請哈佛時期的好友湯用彤、樓光來以及李思純等志同道合者來東南大學任教。一時間，東南大學群賢畢至、人才濟濟。一個史稱“學衡派”的文化保守主義知識分子群體已經聚攏、形成。

?1922年1月，《學衡》雜志正式創(chuàng)刊?！秾W衡雜志簡章》即闡明宗旨——“昌明國粹，融化新知，以中正之眼光，行批評之職事，無偏無黨，不激不隨?！本硎撞鍒D是孔子和蘇格拉底兩位先賢畫像，象征著雜志旨在融合中西方最優(yōu)秀文化的抱負。第一期刊登的文章有梅光迪的《評提倡新文化者》、胡先骕《評〈嘗試集〉》，都是針對胡適和新文化運動發(fā)起的批評。

?雜志社和同人聚會之所設立在吳宓南京的寓所——鼓樓北二條巷24號。吳宓自制一塊白底黑字招牌——“學衡雜志社”，釘在大門外。在這里，《學衡》召開了第一次社員聚會，到場的有梅光迪、吳宓、劉伯明、胡先骕（東南大學生物系主任）、柳詒徵（歷史系教授）等八人。

?會議定下了雜志體例，分通論、述學、書評等六門，并派定梅、馬、胡、邵（祖平）為各門的主任編輯。大家公推柳詒徵撰寫發(fā)刊詞——《弁言》，封面的“學衡”二字則請湖南宿儒曾農髯題寫。

梅光迪、胡先骕為雜志發(fā)起人，吳宓為雜志總編輯兼干事。此后，柳詒徵、湯永彤、繆鳳林、景昌極等先后擔任編輯、干事。雜志刊文不設稿酬，凡為《學衡》雜志做文章者即為社員，印務則由中華書局承擔。

1925年，胡先骕與胡適。胡適在照片后題字：“兩個反對的朋友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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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創(chuàng)刊起，《學衡》雜志的五大主力是梅光迪、吳宓、胡先骕、劉伯明、柳詒徵。此外還有六十多人圍繞該刊撰文，全部作者人數達一百多人。前期以東南大學師生為主體，1925年吳宓北上入清華籌備、主持國學研究院后，又吸納了王國維、陳寅恪、梁啟超等清華國學院師生加入作者隊伍。

學衡群體大多是留美歸國學生，基本為執(zhí)教于高校的知名學者、教授，無黨團派別和官方政治背景。他們都有著自己堅守的人生信念和文化“道統(tǒng)”，敢于逆已成大勢的新文化運動“主潮”而行，公開與以陳獨秀、胡適等為核心的新文化運動主力軍“叫板”。

“學衡派”能群聚于東南大學，和副校長劉伯明有“兼容并包”之胸懷是分不開的。劉伯明之于東南大學和“學衡派”，恰如蔡元培之于北大和以《新青年》為核心的激進主義知識分子群體。

《學衡》是一本真正意義上的“獨立”思想雜志，無論在政治上還是經濟上。東南大學并不提供經費支持，雜志的基本印刷費由骨干成員每人出一百元作基金。到后期出版經費緊張時，由吳宓個人每期補貼百元，并向親友募捐來勉強維持刊物的運行。

1923年，時任臨時政府教育總長章士釗表示愿意出資1000元支持《學衡》雜志。盡管章氏在思想文化的立場和“學衡派”相近，吳宓等人還是拒絕了這筆資助，以確保雜志和任何政治勢力保持距離。

連一直對“學衡派”持嚴厲批判態(tài)度的周作人也評價說：民國時期的形形色色“古文復興運動”，背后大多有“政治的意味”和“人物的背景”，譬如林紓之于徐樹錚，章士釗之于段祺瑞，但《學衡》的復古運動沒有政治目的，是真正為文學上的古文“殊死戰(zhàn)”，“雖然終于敗績，比起那些人來更勝一籌。”

學衡派群英薈萃、齊聚東南大學的盛況，持續(xù)兩年就不復存在了。1923年11月，《學衡》的主要支持者劉伯明突發(fā)腦膜炎去世，年僅38歲。他的繼任者缺乏兼容并包的胸懷，西洋文學系很快名存實亡，到1924年四五月被校方裁并。

“學衡派”一時風流云散：梅光迪赴美執(zhí)教哈佛，吳宓北上受聘于東北大學，繆鳳林、景昌極等也到東北大學任教，李思純回四川成都，胡先骕再度赴美深造，在哈佛攻讀植物學博士學位。

雜志發(fā)起人梅光迪從一開始就把《學衡》的編輯工作和社務全部丟給吳宓，自1923年起就不再給《學衡》撰稿。

作為主編，吳宓苦苦維系，幾乎靠一人之力支撐著《學衡》。他是雜志的核心，也是整個學衡群體里最有團隊意識的。北上后，他曾幾度積極籌劃，想讓分散各地的學衡同仁們重新聚集在一起，恢復當年群英薈萃東南的盛景。

1925年，吳宓回母校清華，負責籌備國學研究院，曾計劃讓劉永濟、柳詒徵、吳芳吉等人受聘清華，但沒能成功。當時，柳詒徵、繆鳳林、景昌極都在東北大學任教，他一度又設想以東北大學作為“學衡”的基地，趕到天津和過路的柳詒徵會面，商議此事。但柳還是想回到東南大學，不愿一直待在奉天（沈陽）。吳宓在日記中寫道：“宓之計劃，亦只可廢止而已。”

1927年7月初，得知任教于東北大學的“學衡派”同人決定南歸，他很傷感，在日記中說“宓在東北所苦心維持經營之團體，真將瓦解”，抱怨柳、劉、景、吳絲毫不理解他的心意，“只任一己之自由，而無團體之計劃在心，可傷也?！?/p>

為《學衡》撰稿的人并不多，辦刊經費時常不足，社務也無人過問，也無人捐助，只有吳宓一人為刊物籌款操心，編輯權也因此落在他手中，所以有人說“《學衡》雜志竟成為宓個人之事業(yè)”。

在日記和自編年譜里，吳宓記錄下自己的操勞和委屈，以及同人的不理解，為得不到應有支持和社會認可而傷感，“平生苦作，而不能感動一人，獨立辛勤從事，而無人襄助，無人矜憐，無人贊許，無人鼓勵，殊可痛傷?！?/p>

1932年，《學衡》在南京的社員們不滿于吳宓在北京一人獨攬雜志編輯權，要求雜志和中華書局解約，轉而歸張其昀創(chuàng)辦的南京鐘山書局印行。這使得吳宓和南京同人產生了分歧，他只好辭去總編輯職務。南京方面改選繆鳳林為總編輯，并與中華書局解約。

當時，在南京的柳詒徵、張其昀、繆鳳林認為：《學衡》已經背負落后、保守的惡名，決定放棄《學衡》的名字，于1932年9月另起爐灶，創(chuàng)辦了《國風》。79期成為《學衡》的終刊。

在和“新文化派”對峙的反對派刊物中，《學衡》是存在時間最久的。除前后相承的《學衡》、《國風》外，屬“學衡”一派的還有多個由成員創(chuàng)辦、主持的外圍刊物，包括以歷史學者柳詒徵和其學生為主體的《史地學報》、《文哲學報》、《史學和地理》，吳宓在清華時期負責主編的《大公報·文學副刊》，1945年由張其昀、錢穆、馮友蘭主持的《思想與時代》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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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學論戰(zhàn)：“含淚批評家”和“古衣冠小丈夫”

1922年，19歲的文學青年胡夢華因一篇詩歌批評所遭遇的，是“學衡派”及其同情者在與同時代“高音”競聲的一個縮影。

時隔八年，沈從文回顧這場論爭時評論說：“《蕙的風》所引出的騷擾，由年青人看來，是較之陳獨秀對政治上的論文還大的。”

1922年8月，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了“湖畔”詩人汪靜之的新詩集——《蕙的風》，這是現(xiàn)代文學史上第一部愛情詩集。

上世紀20年代初，出現(xiàn)了以汪靜之、馮雪峰等浙江第一師范學生為群體的“湖畔詩社”。他們專事抒情短詩的寫作，以一種挑戰(zhàn)姿態(tài)直接抒寫對異性的渴慕，對戀愛自由的向往與追求，掀起了愛情詩寫作的新高潮。

青年詩人汪靜之是胡適的同鄉(xiāng)晚輩，因胡適的提攜和幫助，一下子躍上中國詩壇。他的詩集《蕙的風》最初得以出版，也是因為胡適出面幫的忙，并請胡適為之寫序。

序言中，胡適對汪靜之的詩歌創(chuàng)作大加肯定，把他劃歸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第二代少年詩人（“湖畔詩人”），稱贊汪“是這些少年詩人之中最有希望的一個”。指出了汪靜之詩歌的稚氣與淺露，但又認為這樣遠勝于暮氣和晦澀。胡適最為肯定的，是汪對“詩體的解放”。

因著名人胡適的推介，《蕙的風》很快引起文壇大佬們的注意。朱自清讀后稱贊汪靜之有詩歌的天才，“他的詩藝術雖有工拙，但多是性靈的流露”；周作人專門做《情詩》一文，指出《蕙的風》顯示了情詩的精神，“所以見了《蕙的風》里‘放情的唱’，我們應該認為這是詩壇解放的一種呼聲?！?/p>

同年 10月24日，東南大學學生胡夢華在上?！稌r事新報·學燈》發(fā)表題為《讀了〈蕙的風〉以后》的文章，尖銳批評汪靜之的一些愛情詩是“墮落輕薄”的作品，“是有意挑撥人們的肉欲”，“是獸性的沖動之表現(xiàn)”，“是淫業(yè)的廣告”，因此“應當嚴格取締”。對于為詩集作序的人，胡夢華也提出批評，說這些“濫序”有被人利用之譏，“為清醒的讀者笑，為昏迷的讀者害。”

一石激起千層浪，針對胡夢華的批評，新文化一派的文人作家紛紛給予回擊。首先反駁的，是汪的同鄉(xiāng)、自稱“胡適秘書”的章衣萍，他在《民國日報》發(fā)表《〈蕙的風〉與道德問題》，接著是《不中聽的閑話》，說胡夢華是“南京蝙蝠派的文妖”，把槍口直接對準了學衡派。周作人發(fā)表《什么是不道德的文學》，養(yǎng)真發(fā)表《詩中的道德》，宗白華等人也撰文與胡夢華展開論爭。

面對反攻，胡夢華“初生牛犢不畏虎”，接著寫了《悲哀的青年——答章洪熙君》、《〈讀了“蕙的風”以后〉之辯護》、《文學與道德》等文進行反駁和答辯，堅持認為文學有一個道德標準，而《蕙的風》恣意表現(xiàn)“罪惡”，引誘人們“去做罪惡”，批評詩人“思想卑劣，情感弱露”，進而尖銳批評整個新文學運動：“年來士氣頹喪，未始非文風墮落之故；輕薄的文學，若不再施以嚴厲的批評，讓他興盛下去，實有亡國之憂?！蓖瑫r不無失望地表示，“我對于悲哀的青年的不可思議的淚已盈眶了。”

正當胡夢華以一人之力與新文學領軍人物論戰(zhàn)方酣時，魯迅站了出來。11月17日，他以“風聲”的筆名在《晨報副刊》上發(fā)表《反對‘含淚’的批評家》，對胡的主要觀點給予批駁——嘲諷胡夢華看到“意中人”三字，馬上想到《金瓶梅》；看到“和尚悔出家”，就認為誣蔑了普天下的和尚，以及含著“不可思議的眼淚”懇求汪靜之不要再寫這類“墮落輕薄”之作。他認為胡是以“鍛煉周納”手法陷人以罪，而“批評文藝，萬不能以眼淚的多少來定是非”，“胡君的眼淚的確灑得非其地，非其時，未免萬分可惜了?！?/p>

在12月發(fā)表的歷史小說《不周山》中，魯迅創(chuàng)造了一個小丑式的人物，用來嘲諷胡夢華。小說中，女媧煉石補天之后，兩腿之間出現(xiàn)了一個“古衣冠小丈夫”，捧著一條青竹奏折，上刻一段道貌岸然的文言，女媧于是抽出一株燒著的大樹，將那竹片燒了，嚇得“古衣冠小丈夫”嗚嗚咽咽地哭。

胡夢華頑強地繼續(xù)發(fā)文為自己的觀點辯護，但在魯迅、周作人等新文化陣營的強勢猛攻之下，最終偃旗息鼓了。當事人汪靜之回憶說，“魯迅和周作人的文章出來之后，左右都不響了?！?/p>

在這場論戰(zhàn)中，魯迅以雜文中“含淚的批評家”和小說里“古衣冠小丈夫”這兩個形象，捍衛(wèi)了新詩反傳統(tǒng)禮教的戰(zhàn)斗傳統(tǒng)，同時也把年僅19歲的胡夢華打入文學話語權的十八層地獄。

在之后的革命文學史書寫中，胡夢華“淪為”可笑、荒誕的反面人物，為進步青年所“不齒”。

1982年，胡夢華早年論文集《表現(xiàn)的鑒賞》在臺灣重版，他撰寫了“重印前言”，為60年前的這場筆墨之戰(zhàn)做了自我批評，自嘲說當時“戴著假道學的眼鏡”是為了“討好新女性的喜悅”，“因為我本來就是近視眼嘛?！?/p>

胡夢華和汪靜之年齡相近，也是安徽績溪人。他家與胡適家族是世交，故與胡適以“叔侄”相稱。他報考東南大學時，是請胡適向校長郭秉文寫的介紹信。他又是梅光迪、吳宓的學生，故深受二人文學觀的影響。

其實，胡夢華在文學立場上屬“折中調和”派。一方面，他支持胡適的主張，認為“詩的革新與創(chuàng)新，必須徹底鏟掉新舊詩體的格律，連根拔掉，不要有絲毫姑息、保留”。另一方面，他對老師梅、吳等人所堅持的“白話應提倡，但文言不可廢”也很認同，認為這是“不朽之論”。

他曾發(fā)表過一篇評《學衡》的文章，認為近來評《學衡》的人很多，但大部分只是謾罵甚至咒詛。他深信《學衡》所提倡的人文主義雖和“時代青年格格不入”，確有存在價值、并值得信仰的部分。同時，他也批評《學衡》里的文章“破壞多而建設少”，沒有承擔起“善于提綱和發(fā)揚廣大”的大任。

1923年，胡夢華和同班女生吳淑貞結婚，在南京舉辦婚禮。他特意請胡適為證婚人，梅光迪、樓光來為男女雙方介紹人，吳宓、柳詒徵、楊杏佛也都應邀到場。

在花牌樓中國青年會的婚禮現(xiàn)場，兩派領袖人物難得會聚一堂，由此展開一場“坦誠而友好的交流”。

據胡夢華晚年回憶，先是“吾家適之叔”提出了“文學革命”的觀點，然后梅、吳二師則搬出了蘇格拉底、柏拉圖、亞理斯多德等古希臘先賢，提醒說杜威、羅素這兩位被當時中國學術界頂禮膜拜的博士“未必青勝于藍”，更不要說后來居上了。接著，柳詒徵又提出了孟子。此時，胡適一人敵三，“陷入重圍”，楊杏佛于是拔刀相助，“雄辯滔滔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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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禹是蟲還是人？——南北大戰(zhàn)“古史辨”

1919年“五四”運動后，胡適提出“多研究些問題，少談些主義”，打出了他所主張的“新文化運動”繼續(xù)深入的新方向。

同年12月，他在《新青年》上發(fā)表《“新思潮”的意義》，提出“研究問題、輸入學理、整理國故、再造文明”的口號。1923年在北大《國學季刊》的《發(fā)刊宣言》中，他更系統(tǒng)地宣傳“整理國故”的主張。

胡適認為，新思潮的意義不能僅僅歸結為擁護科學和民主“兩大罪案”，其“根本意義只是一種新態(tài)度。這種新態(tài)度可叫作‘評判的態(tài)度’”，也就是尼采所說的“重新評價一切價值”。

1922年，胡適的學生、北大青年助教顧頡剛在研究古史、偽書和民間的歌謠、戲劇的基礎上，逐步形成了“中國古史是層累地造出來”的古史辨學說，認為古代的史實記載多由神話轉化而成，盤古、三皇五帝都是神話傳說中的人物，以及上古時期“堯舜禹稷”的事跡靠不住等一系列觀點。

顧頡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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顧頡剛關于古史的諸多論斷中，流傳最廣、最具顛覆性的，是有關“大禹是一條蟲”的推斷。

顧頡剛認為歷史上并無大禹其人，大禹是先由神，再人格化為人而來的。1923年，在著名的《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》中，他提出“禹”來自于九鼎，證據是《說文》中的“禹，蟲也，從厹，象形”，“厹，獸足蹂地也”，大約是蜥蜴之類的動物?！拔乙詾橛砘蚴蔷哦ι翔T的一種動物，當時鑄鼎象物，奇怪的形狀一定很多，禹是鼎上動物的最有力者；或者有敷土的樣子，所以就算他是開天辟地的人。”

歷史是中國人的宗教。“新文化派”對中國古史的質疑、否定和顛覆，自然強烈地刺激到中國傳統(tǒng)治史者的情感。

從1920年7月到1925年5月，南高師－東南大學的史學者從經學和史學領域主動出擊，挑戰(zhàn)北大“新文化派”的學術新論：1920年，繆鳳林對胡適的《中國哲學史大綱》提出質疑；1921年，柳詒徵對胡適和章太炎的諸子研究提出批評。其中最重要的，是劉掞藜、柳詒徵發(fā)起的對顧頡剛“古史辨”新學的挑戰(zhàn)。

在對傳世文獻的“疑”與“信”上，南北兩個文化思想群體發(fā)生了激烈論戰(zhàn)。論戰(zhàn)一方是以顧頡剛、錢玄同、胡適為代表的北大“疑古派”，另一方則是柳詒徵、劉掞藜、繆鳳林等師徒為主力的東南大學“信古派”。

柳詒徵，字翼謀，近現(xiàn)代史學大家，民國時期與陳垣、陳寅恪并稱“南柳北陳”。他幼年失父，寒窗苦讀，薪傳清乾嘉學派，治學嚴謹扎實，主張“史之所重，在持正義。史以明政教，彰世變，非專為存人”。

除個人治史外，柳氏另一大成就是二十多年中培養(yǎng)了繆鳳林、景昌極、張其昀、胡煥庸、范希曾等一大批專長于文史地哲的名學者，時號“柳門”。吳宓曾言：“南京高師校之成績、學風、聲譽，全由柳先生一人多年培植之功?！?/p>

劉掞藜也是柳門子弟，在向顧頡剛正式挑戰(zhàn)之前，他就曾作《儒家所言堯舜禹事，偽耶？真耶》，批評梁啟超和胡適，其中批評胡適認定《尚書》是偽書、是儒家為“托古改制”所造的說法，這使堯舜禹事跡的真實性成了問題，并給出自己對堯舜禹記載真?zhèn)蔚目甲C。

1923年7月，顧頡剛主編的《努力》周報副刊《讀書雜志》刊出了劉掞藜、胡堇人質疑顧頡剛、錢玄同論古史的文章，由此開啟了“疑古”南北討論高潮。劉不認同顧頡剛對古史傳說的推想，對他所舉證據也不滿意；而胡堇人也不滿于顧頡剛“古史是層累地造出來”的說法，尤其不滿于有關“大禹很可能是一條蟲”這一大膽推斷。

作為回應，顧在同期上刊文，提出了區(qū)別“信史”和“非信史”的基本觀念，并提出了四條標準，陸續(xù)刊登在《讀書雜志》：一是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觀念；二是打破地域向來一統(tǒng)的觀念；三是打破古史人化的觀念；四是打破古代為黃金世界的觀念。

劉掞藜對顧的回答仍不滿意，又以《討論古史再質顧先生》再投《讀書雜志》。顧頡剛一邊繼續(xù)完成之前的答復，一邊在雜志上用三期刊登“啟示”，邀更多人加入這場爭論，“因為這個問題的解決不僅是我們幾個人的責任?！?/p>

在最初兩個來回中，這場“疑古”大討論的雙方彼此還彬彬有禮，限定在學術層面。隨后，胡適、錢玄同也參與了這場討論。

錢玄同在《讀書雜志》第11期上發(fā)文，提出三點：一要注意前人辨?zhèn)蔚某煽?；二要敢于“疑古”；三治古史不可存“考信于六藝”之見，意思是——我們如今做古史研究，不可先入為主地帶著六書“必然可信可靠”的觀點

胡適在該雜志第18期撰文，說這場有關古史的討論，是中國學術界的“一件極可喜的事”，也是這本副刊上最具永久價值的問題，并強調自己信服“實事求是，莫作調人”的原則。他表彰顧頡剛，說顧的學術觀點是對今日史學界的大貢獻，并肯定顧的學說中三層意思都是治古史的重要工具。

胡適又考察了劉掞藜的史學方法，認為劉的一些結論是“全無歷史演進眼光的臆說”，再次提出“一切史料都是證據”的觀點，以及史家該以何種態(tài)度來看待和處理“證據”。他認為劉搜求史料有功夫，但沒有新的精神和方法，仍在傳統(tǒng)史學中打轉，是簡單的信而不疑。

另一廂，“學衡派”史地學者們創(chuàng)辦的《史地學報》合兩期轉載了《讀書雜志》上對“古史辨”的討論。柳詒徵站出來，公開支持自己的學生，同時也有意展示東南大學的群體力量。

他以長者之姿和語氣，教訓二十來歲的顧頡剛，針對顧從《說文》中釋“禹”得出“蟲”的結論，教導他要以史書為本，不可專信文字。如果要用文字來研究古史，要先熟讀許慎的《說文》，并潛心研究清代儒者的論著，然后再來談“疑古”。

年少氣盛的顧頡剛顯然被激怒了，發(fā)文說自己不領受柳的教導，“我們現(xiàn)在研究學問，自有二十世紀的學問界做我們的導師”，至于《說文解字》和清儒著述，也只是“研究的材料，不是學問的準繩”，說自己和柳的分歧在于“精神上的不一致”。

緊隨其后，北大同人組織了新一輪反擊，錢玄同、容庚、魏建功都參與應戰(zhàn)，氣氛一下子從心平氣和的討論激化為夾槍帶棍的言語攻勢。

錢玄同以新文化運動干將的強勢話語，一下子劃分了“咱們”和“他們”陣營；魏建功則尖銳地指出柳等人“只有學古人的舌”，激進地提出中國沒有“真正的歷史”，所謂“正史”也只是一些史料，只有經過徹底整理之后才能“找出新的歷史的系統(tǒng)”。正在北大讀研究生的容庚則向柳詒徵進言，要他注意甲骨文、彝器等新近出土的大量新材料，而不能只守許慎的《說文解字》。

面對來自北京的氣勢洶洶的攻勢，柳最終以“不再去辯論這個是非”結束了這場大戰(zhàn)。但是，他仍通過顧頡剛致函容庚，表示自己會重視容庚的話。這也讓容庚感受到學界前輩的肚量，隨后也為自己的不敬道歉。

正如容庚對柳詒徵的提醒，當時參與“古史辨”大戰(zhàn)的南北雙方除了對待傳世文獻的“疑”或“信”的態(tài)度之外，也有語境、知識資源占有上的區(qū)別。

清末民初時，一下子出現(xiàn)了大批的、連續(xù)的、重大的史料發(fā)現(xiàn)，包括從殷墟出土的甲骨文、金文（鐘鼎文），長沙馬王堆出土的書和山東臨沂、湖北云夢、甘肅居延等地出土的簡牘，以及敦煌文書。

當時，北大研究所已經開始大量占據這些新的歷史材料?！斑@是章太炎和柳詒徵為代表的東南大學的學術研究所不及的?！睂Ｗ⒂凇皩W衡派”研究的學者沈衛(wèi)威指出。

王國維是當時南北兩派都十分敬重的學問大家。

他在文化立場上親近“學衡”一派，在學術上卻非常前沿，對甲骨文、金文、敦煌文書等都作出了國際公認的一流研究。他首創(chuàng)“二重證據法”，利用從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卜辭，考證出商代帝王世系，印證了《史記·殷本紀》的可靠性，從而把中國信史提早了一千多年。

對于當時聲勢浩大的“古史辨”運動，以及“疑古派”和“信古派”之爭，王國維在1926年致容庚的信中有過中肯的評論：“今人勇于疑古，與昔人之勇于信古，其不合論理正復相同，此弟所不敢贊同者也?！?/p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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舊倫理與新道德——癡人癡事?

“新文化運動”所鼓吹的“反舊道德”和追求個性解放，沖擊了中國的傳統(tǒng)社會倫理及其對個人的束縛，也給新青年的個體命運和情感生活帶來了巨大影響。

在新文化運動的沖擊下，出現(xiàn)了許多勇于擁抱新倫理、新道德的新派人士，尤其是領時代風潮的文人學者和新青年們。他們搞“家庭革命”，和新式女子結合，成為當時一種獨有的時代現(xiàn)象：譬如魯迅和許廣平的師生戀，陳獨秀和妻妹高君曼的結合，徐志摩與林徽音、陸小曼的浪漫戀情……

如果說新派人士在私生活中“棄舊迎新”，是“解放個性”“追求自主的婚姻和戀愛”的知行合一，一直鼓吹節(jié)制情感、反對浪漫主義并痛心疾首于傳統(tǒng)道德淪喪的梅、吳二人，則顯得道德主張和個人生活嚴重背離了。

1920年，南京高等師范學校首開女禁招收女生。當年考入西洋文學系的，有一名叫李今英的廣東籍女學生，“面有微麻，卻氣質高雅，才識俱佳。”在校期間，身為系主任的梅光迪和李今英陷入熱戀，一時成為南高師的大新聞。

1927年，梅光迪與原配離婚，和李今英一起奔赴幸福，對原配、長子再也不曾過問。

最荒誕、最有悲劇色彩的，則是吳宓的情感和婚戀經歷。

他苦戀上妻子陳心一的校友、同時也是清華同學朱君毅的未婚妻毛彥文，想方設法和陳離婚。在追求毛彥文的過程中，他做出了許多癡狂、荒誕之舉。因為一直苦追毛不得，中間又移情別戀于諸多新式女性，包括女作家盧葆華、華僑女子陳仰賢等。

毛彥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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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時，學生郭斌龢從國外寫信來，勸說吳宓與發(fā)妻陳心一復合，并說離婚有損于人文主義在中國的進行。第二封來信口氣更為嚴厲，力勸吳宓與陳心一破鏡重圓，提醒吳宓“為《學衡》計，為人文主義計，為白師（白璧德）計，為理想道德事業(yè)計，均應與心一復合”，又指出吳宓“近來思想行為，皆是romantic（浪漫），實應省戒”。

對友人的勸阻，吳宓心情“痛憤”，辯解說自己之所以堅持離婚，“乃本于真道德感情”，若不離婚，才是自欺欺人的“鄉(xiāng)愿小人”，才不配提倡人文主義之道德。至于romantic，那是自己的本性，在去美國留學之前就是這樣了。

1931年夏，在美國留學的毛彥文到歐洲旅行，開始認真考慮回應吳宓的追求。得到心中“女神”的回眸后，一路追毛到歐洲的吳宓突然中途變卦?；貒?，他穿梭于毛和諸多女性之間，笨拙地談起了“N角戀”?？吹絽切愿窈颓楦猩系姆N種不可理喻，毛彥文抽身而去。

1935年9月，毛彥文嫁給比她大29歲的前國務總理熊希齡。吳宓遂將自己的情傷詩登報，并做演講主題，搞得路人皆知，成為公共笑話。三年后，熊希齡病逝香港。得知毛守寡，吳宓又燃起追求之心，試圖繼續(xù)癡纏。

情路上歷經滄桑，令毛彥文對吳宓的追求看得比較通透——吳宓只是把對“理想愛人”的想象套在了她身上。她曾說：“吳腦中似乎有一幻想的女子，這個女子要像他一樣中英文俱佳；又要有很深的文學造詣；能與他唱和詩詞，還要善于辭令；能在他的朋友、同事間周旋；能在他們當中談古說今。”

但她對吳宓仍有佳詞，說他“是一位文人學者，心地善良，為人拘謹，有正義感，有濃厚的書生氣質而兼有幾分浪漫氣息，他離婚后對于前妻仍備加關切，不僅負擔她及他們女兒的生活費及教育費”。

1950年，吳宓和患有嚴重肺病的年輕女子鄒蘭芳結婚?；楹蟛痪?，鄒蘭芳去世，吳宓一直承擔著接濟她家九口的重責。

吳宓晚景極為凄涼，這其中既有特殊年代對個人的無情碾壓，也有兒女對他的疏遠與冷漠。

吳宓與夫人陳心一、長女學淑

陳寅恪曾說：“昔在美國初識時，即知宓本性浪漫，惟為舊禮教、舊道德之學說所拘系，感情不得發(fā)舒，積久而瀕于破裂。猶壺水受熱而沸，揭蓋以出汽，比之任壺炸裂，殊為勝過?！?/p>

相比較，被梅吳視作“洪水猛獸”的論敵——胡適，雖先后和韋蓮司、曹誠英等中外女子發(fā)生過戀情，也一直不乏陳衡哲這樣的紅顏知己或徐芳這樣的仰慕者，但終其一生和母親為他娶的“小腳太太”江冬秀風雨同行。

天底下第一號新派人物和他的“小腳太太”的婚戀故事，被好事之人列為“民國七大奇觀”之一。原因自然有江冬秀的潑辣強硬，也有胡適的“愛惜羽毛”、在意自己“國民導師”身份的緣故，以及他對人生“福氣”的某種洞悉與知足。

1962年胡適在臺灣去世，蔣介石送的挽聯(lián)是：“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，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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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共赴國難”中的抉擇——從文化到政治

1937年，抗日戰(zhàn)爭爆發(fā)。在國難當頭、山河破碎的危機之中，張其昀、賀麟等部分成員開始有了政治化傾向，從原本純粹的文化保守走向了政治保守，從張揚民族主義意識走向了維護國家主義的傾向。

“學衡派”重要成員、歷史地理學者張其昀在其中最有代表性。1919年，他以第一名的成績入南京高師文史部，主修地理學。1921年南高師改制為東南大學，竺可楨創(chuàng)辦地學系，集地質、地理、氣象、天文為一系。大學時代，張其昀受劉伯明、柳詒徵、竺可楨三位老師影響至深。

他是“學衡派”學術刊物《史地學報》的主要作者和骨干成員。1928年，他回已更名為中央大學的母校任教，后隨竺可楨入浙江大學創(chuàng)辦史地系。1941年，在隨浙大內遷避難貴州遵義時，他參與創(chuàng)辦并主持了《思想和時代》雜志。這份以主張集權、建國與國防為第一要義的雜志，與蔣介石、陳布雷和國民黨政府有著特殊的關系。

1949年，張其昀隨國民黨到臺灣后進入政界，歷任國民黨中央黨部宣傳部長、中央改造委員會秘書長。1954年，張其昀出任“教育部長”，一時竟令在臺的北大學子們十分緊張，他們開始運動，主張把人在美國的胡適請到臺灣擔任“中央研究院”院長，以求達到教育、學術界的力量平衡。

離開政界后，張最重要的“事功”是在華岡興學。1962年，他在臺北陽明山創(chuàng)辦私立高?！爸袊幕瘜W院”，后改制為中國文化大學，意在“學衡派”的基本理念——“承東西之道統(tǒng)，集中外之精華?！?/p>

無論做學問、從政還是辦學，張其昀都將“學衡派”的文化保守主義理念貫徹始終，是“學衡派”中少有的成就事功者。

1960年12月，張其昀在為其著作《中華五千年史》所做《自序》中，對“新文化派”的史學觀和研究方法有過批評。

他認為，新文化運動中的許多治史者“把史學狹窄化，甚至只成為一種史料學。他們往往菲薄民族主義，以民族主義為保守，這是錯誤”。他認為“惟有民族主義才是國家民族繼繼繩繩、發(fā)榮滋長的根本原因”，并認為他所在的南京高師－東南大學在學風上發(fā)揮了“中流砥柱”的作用。

他所批評的“把史學窄化為史料學”、“菲薄民族主義”的治史者，正是指胡適、傅斯年、顧頡剛這一路“整理國故派”。

然而在近兩百年間的國族危機中，家國觀念和民族意識深深地烙刻在幾乎每一位中國學人的精神世界，也由此影響、牽引著他們的治學之道。

顧頡剛在1920年代做“古史辨”的時候，認為歷史應當嚴格地按照客觀原則進行研究，把上古神話和傳說統(tǒng)統(tǒng)從歷史里面趕出去，所以，他要“推翻非信史”，“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觀念”、“打破地域向來一統(tǒng)的觀念”，認為這些都是層層積累出來的?？傻搅?930-1940年代國族危亡的時候，他創(chuàng)辦《禹貢》，寫《疆域史》，強調“中華民族是一個”，呼吁為中華民族追根溯源。

胡適的另一位高足、創(chuàng)辦“歷史語言研究所”的傅斯年也有著相似的心路。

“九一八”事變后，他在心焦如焚的情緒下趕出《東北史綱》一書，針對日本學者“滿蒙在歷史上非中國領土”的言論，從歷史角度論證東北自古就是中國領土的史實，字里行間洋溢著強烈的民族主義價值取向。此書后由李濟翻譯成英文，送交國際聯(lián)盟。《東北史綱》一書為李頓調查團報告書明確指出東北三省“為中國之一部，此為中國及各國公認之事實”起到了重要作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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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文化遺民”的挽歌

——獨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

1927年6月2日，任教于清華國學院的王國維在昆明湖自沉。消息傳出，震驚朝野。王國維的自殺，為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精神史留下沉痛的一筆。

嚴格說，王國維、陳寅恪都不是《學衡》核心人物，并沒有如梅吳和胡先骕那樣與新文化派有過劍拔弩張般的對立，但都因有著相似的文化、思想認同而成為《學衡》的作者。

在吳宓的主持下，《學衡》前后推出兩期紀念王國維的?？?。其中，陳寅恪發(fā)在《學衡》第64期上的《王觀堂先生挽詞并序》，是他個人影響最廣并被后人一再援引的名篇。

吳宓圈點的陳寅恪《王觀堂先生挽詞》未定稿

作為被王國維所信任和托付后事者，陳寅恪在挽詞中道出了王所以“不得不死”的原因，以及在20世紀激蕩的時代變局中，每一位文化保守主義者所共通的心靈和情感之苦痛：

“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，為此文化所化之人，必感苦痛，其表現(xiàn)此文化之程量愈宏，則其受之苦痛愈甚；迨既達極深之度，殆非出于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。吾中國文化之定義，具于白虎通三綱六紀之說，猶希臘柏拉圖之所謂Idea者……蓋今日之赤縣神州值數千年未有之鉅劫奇變；劫盡變窮，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，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，此觀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，遂為天下后世所極哀而深惜者也……”

王國維離世兩年后，陳寅恪為之擬《清華大學王觀堂紀念碑銘》，寫下了“惟此獨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，歷千萬祀，與天壤而同久，共三光而永光”。

陳寅恪對王國維之精神人格的總結，讓吳宓內心感受到極強烈的共鳴。

1927年，李大釗遭北洋軍閥殺害，吳宓與陳寅恪夜談，二人憤慨于北洋軍閥之殘酷。蔣介石執(zhí)掌政權后，獨裁的色彩日益強化，他們相約不入國民黨，并預見到“為保全個人思想精神之自由，只有舍棄學校，另謀生活。艱難困苦，安之而已”。

他們都為自己所認信和堅守的，做了“殉道者”。

1963年，《學衡》?？?3年之后，有人請吳宓把創(chuàng)辦經過寫成文字，他謝絕了，并說“《學衡》社的是非功過，澄清之日不在現(xiàn)今，而在四五十年之后?，F(xiàn)在寫，時間太早?！?/p>

時距“十年浩劫”的發(fā)動僅有兩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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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參考書目：沈衛(wèi)威《回眸“學衡派”：文化保守主義者的現(xiàn)代命運》；沈衛(wèi)威《“學衡派”譜系：歷史與敘事》；鄭師渠《在歐化與國粹之間》；《吳宓日記》；《吳宓自編年譜》；胡適《四十自敘》；毛彥文《往事》 / 參考論文：劉貴?！睹饭獾?、胡適留美期間關于中國文化的討論》；楊筱《綺色佳之夏的舊事－胡適文學革命思路的尋訪與再思》；張家康《胡適被梅光迪“逼上梁山”的文學革命》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