著名的藥學家、化學家、我的恩師黃量院士離開我們已經一年了。一年來，每當想起這位默默奉獻的老人，都心潮起伏難以平靜。

去年11月22日，我像往常一樣打開電子信箱，看到一封從美國發(fā)來的郵件：“黃老師昨天去世。”讀完郵件，腦中一片空白。呆坐了不知多長時間，開始回信，但沒打幾個字，淚水就模糊了雙眼。我撥通了黃老師女兒的電話，剛開口就泣不成聲。

作為“文革”后的第一批大學生，我1982年初從北京師范大學畢業(yè)，考上黃老師的碩士研究生。進入藥物研究所后，我們這些學生馬上被她無比充沛的精力所感染，每周7天從早到晚就沒見她閑下來過。那個年代每周只有一天休息，而幾乎在每一個休息日，我們都能在圖書館看到黃老師夫婦的身影。為了不影響工作，他們總是在這一天查閱資料，據(jù)說這個習慣黃老師在“文革”期間都盡量堅持，盡管那些年國內沒有什么科研文獻可讀，而她也被迫停止了藥學研究，到鍋爐房去敲水堿。

入學不久的一天，黃老師要我到她家談試驗的事，那幾天她高燒不退已無法上班。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到了黃老師家，眼前的情景讓我驚呆了：一間十分窄小擁擠的臥室，床上是靠在枕頭上一聲聲咳嗽的老師，床邊是一個書柜，房間里到處是書籍、雜志和文稿，一張吃飯用的折疊桌上也堆放著各種資料……這就是著名科學家黃量的家嗎？這幅畫面對我的震撼難以言表，定格在記憶深處，至今難以忘懷。

后來我才了解到黃老師身體并不好。在1974年從事抗癌藥物研究時，黃老師就患了直腸癌。住院期間，黃老師始終在指導實驗室的工作，并編審出版了藥學專著。直腸癌手術從中年開始就給黃老師的工作生活帶來很多不便，但作為國家藥學研究學科的帶頭人，她一點兒都沒有因此而影響工作，總像健康人一樣，忙碌在實驗室、辦公室以及國內外所有需要她的地方。

黃老師是1946年由原圣約翰大學化學系主任泰勒教授推薦，赴美國康奈爾大學深造的，1949年獲有機化學博士學位。此后，她先后在美國幾所著名大學的實驗室從事研究工作，并和國際著名的化學家合作發(fā)表了多篇論文，這位已經嶄露頭角的年輕的女博士，已經可以看得到不遠處成功的召喚。但新中國成立后，黃老師像許多知識分子一樣，毅然放棄了美國理想的治學環(huán)境和優(yōu)越的生活，和同樣是康奈爾大學博士的丈夫劉金旭教授一起，攜4歲的女兒不事聲張地回到了急需科技人才的祖國。1956年，我國民生領域專業(yè)研究條件之簡陋、困難之巨大、創(chuàng)業(yè)之艱辛是今天難以想象的，黃老師同先后返國的第一代“海歸”從零開始，一點一滴、一步一個腳印地為祖國的藥學研究開辟了道路，奠定了基礎，慢慢建立起了完整的藥物研發(fā)體系。

黃量院士最為人知的是在抗腫瘤和計劃生育方面的成就，其實她的貢獻遠不止如此。1958年，回國不久的黃老師領導的科研團隊就研發(fā)出國產新藥降壓靈，至今惠澤民生；1959年，她開始了中國第一個抗癌新藥的研發(fā)，于1964年通過鑒定并投產。在1956到2010半個多世紀的時間里，黃老師領導和參加的新藥研究涉及抗腫瘤、心血管、抗病毒等許多領域，多項成果應用于臨床治療并為世界所關注，獲獎無數(shù)。

作為中國乃至世界藥物研究領域的著名學者，黃老師對培養(yǎng)科技人才也是傾盡心力，學生們在實驗室里經常要當面回答黃老師的問題，小到化學試驗儀器的安裝使用和對試驗數(shù)據(jù)的分析，大到對相關文獻以及學科發(fā)展前景的了解，不一而足。但黃老師對學生要求的嚴格也是出了名的，如果研究生論文水平不夠，只要黃老師在答辯委員會里，那一定是通不過的，哪怕是她自己的學生。

逝世前幾年，黃老師一直和女兒生活在一起，默默地同幾次不期而遇的重病搏斗，默默地每天鍛煉，盡量恢復一度失去的行動、語言和書寫能力，九十多歲了還始終保持著和同事、學生的聯(lián)系，直到最后一次病魔襲來時告訴女兒：一個人要是一直都在認真做事，一生其實并不長。黃老師走了，在人生的時間表里沒有退休這個選項的老人家永遠地退休了。她走得那樣低調，那樣清寂，只把平凡而偉大的一生，無言地留在了人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