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94年夏，我到香港投身新聞界后并未作長期打算，仍希望回學校繼續(xù)中斷的學業(yè)。當年12月，在中文大學舉行“第三屆當代新儒學國際學術會議”。我在會場上見到金耀基教授，先前在上海曾有過一面之交。他的《從傳統(tǒng)到現(xiàn)代》是第一本系統(tǒng)闡述中國現(xiàn)代化問題的名著。我曾經(jīng)反復讀過，十分欽佩金先生的學問。因此，寒暄幾句后就約定時間去拜訪他。幾天后如約去中文大學，在文信樓的副校長辦公室，金先生和我品茗閑聊。他戴著一副玳瑁邊眼鏡，嘴上叼著煙斗，一口帶浙江口音的國語，說話時總是面帶笑容，妙語連珠。在出國前的幾年里，我的學術興趣是研究傳統(tǒng)文化和現(xiàn)代化的關系。金先生在這方面的精辟見解，對我來說醍醐灌頂。于是我講了離開上海之后的經(jīng)歷，對他說：“如果你愿意收我做博士研究生，我就留在香港，不再回UCLA了?！苯鹣壬鷿M口答應，當場囑咐秘書告訴我如何辦入學手續(xù)。我就此成為金教授的入室弟子。

注冊時才知道金先生是社會學講座教授。我既在他的門下，就得修習社會學課程。這是我未曾涉獵的領域，必須從頭學起。連續(xù)兩年，每周一個半天趕到沙田校園去聽他親自主講的兩門課程《社會學基本理論》和《社會學方法論》。金先生指定的一長串閱讀書目都是英文原版，課堂討論則用中文。方法論的后半部分是由另一位年輕學者教統(tǒng)計學。這讓只有初中數(shù)學程度的我學得十分辛苦。后來又選了劉兆佳教授的《政治社會學》和法國學者伊莎貝爾教授的《歷史社會學》。陰差陽錯地修讀社會學倒是歪打正著，為我思考和研究中國文化問題打開了一扇新的窗戶。我后來在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《中國知識分子的浮沉》，雛形就是金先生指導下撰寫的博士論文，橫跨歷史學和社會學，但社會學是研究的著力點與切入點。

自從做了金先生的研究生，自然想更多地了解自己的老師，因此就找來他所有的論著認真閱讀。這才知道金先生的非凡之處。他是中央研究院院士，在美國匹茲堡大學取得博士學位，受過嚴格的西方學術訓練，曾受邀在英國劍橋大學、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等世界名校訪問研究。他又堅守中國文化本位的立場，并身體力行實踐著儒家文化傳統(tǒng)。繼錢穆、余英時之后出任海外新儒家大本營——香港新亞書院院長。他畢生投身于中國的現(xiàn)代化轉向研究，但在其他研究領域也碩果累累。金先生根據(jù)香港的經(jīng)驗，創(chuàng)造性地提出“行政吸納政治”的精辟論述，認為政府有意識地把社會精英吸納進行政決策結構中，有利于政治和社會穩(wěn)定。他自己也熱心參與社會事務，在香港先后擔任廉政公署社區(qū)研究委員會主席、法律改革委員會委員、特區(qū)政府中央政策組顧問和研究資助局委員；在臺灣先后出任蔣經(jīng)國基金會董事和“國統(tǒng)會”研究員。

金先生2004年退休，此前長期擔任中文大學副校長和校長，一肩挑起研究、教學和行政的幾副重擔，對“大學之為大學”深有思考，1983年出版的《大學之理念》是學界30年來的暢銷書，已再版17次。他發(fā)出醒世警言：“有人說，21世紀是中國世紀。我認為，如果沒有50到100間第一流大學的話，這是癡人說夢?！?/p>

那些年里，我?guī)缀趺總€月都會去拜見金先生，有時約在他寬敞明亮的辦公室，有時約在學校的教員飯?zhí)?。有幾次，他還請我去尖沙嘴一家叫諾曼底的法國小餐廳共進午餐。我們都喜歡這家餐廳的情調和鵝肝醬。他全然沒有“大師”派頭，親切隨意，率真淡定，讓我無拘無束，就像和一位鄰家長者在閑聊。我們的話題很廣泛，學問之外，更多的是談論時事政治。也許是當時我在《明報》寫社評的緣故，金先生喜歡聽我高談闊論，聽得很認真。他自己也喜歡發(fā)表意見，每每有許多真知灼見。后來才知道金先生從臺大法律系畢業(yè)后，曾在政大政治研究所專攻政治學，后來以公費生資格到美國留學，也曾主修國際政治。在教書之余，還常給臺灣報紙寫國際問題的權威社評。他的舊學功底很深，從小父親就教他古詩詞，讀中學時的國文老師是著名新詩人紀弦。金先生的散文集《海德堡語絲》、《劍橋語絲》和《敦煌語絲》膾炙人口，文字清新，文筆流暢，言之有物，有些篇章曾被收入中學國文教材。他是一位在學術、文學和政論之間游刃有余的多面手。

退休后，他仍然著述不輟，誨人不倦，四處奔波講學。近年來，我們都比較清閑了，見面的機會就多了起來。金先生享受含飴弄孫的天倫之樂，也喜歡在家練書法。他送給我的幾幅作品，中鋒行筆，骨力剛勁，神采畢現(xiàn)。去年，金先生送我一套他在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學術作品集：《社會學與中國研究》、《中國的現(xiàn)代轉向》、《中國社會與文化》和《中國政治與文化》。從新版序言可知，這是他對以往學術生涯的總結，也是對中國現(xiàn)代化愿景的新思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