發(fā)自云南大理 ?圖 ?譚檀

編輯 ?黃劍 ?hj2000@163.com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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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是一樁時間過去近30年、當年所謂的“目擊證人”幾乎集體翻供的案件。

1989年12月14日，云南省大理市七里橋鄉(xiāng)下兌村（現屬大理鎮(zhèn)）發(fā)生滅門慘案，村民王學科一家四口被殺，其中包括他不滿10歲的一兒一女。兩天后，尸體被發(fā)現，警方介入偵查。據案件資料和當年接受問詢的相關知情人稱，案發(fā)后一段時間內沒有鎖定犯罪嫌疑人，直到5年后，“兇手”、村支書張滿被抓。

1997年，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級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判決，認定張滿犯故意殺人罪，判處無期徒刑。判決書稱，“張滿殺人手段特別殘忍，情節(jié)特別嚴重，社會危害極大”，同時寫道，“鑒于本案的實際情況，應酌情考慮從輕處罰?！?/p>

張滿被抓后，一直在喊冤，稱遭刑訊逼供做了假口供。他上訴、申訴。1999年，云南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維持原判。經減刑，張滿于2018年結束刑期。

2019年，云南省人民檢察院向云南省高級人民法院提出再審建議，認為“原生效裁判認定張滿故意殺人的事實不清，證據不足”。

這讓張滿看到了希望。他今年75歲了，稱自己“活著就為等一個清白”。他坐在院中向本刊記者講述了數十年的經歷。這個建于1980年的院子，曾經是下兌村上最好的，如今已是最破敗的。這個家庭被時間包裹著，停滯在當年。

張滿在自家的老房子里

舊案似乎無人愿意提及?！赌戏饺宋镏芸氛业疆斈昝鞔_寫在案件資料上的參與辦案的人，對方稱自己當時未參與案件，委婉拒絕；本刊記者前往當年辦理案件的各級機關采訪，截至發(fā)稿均未得到回復。

血案

“死人啦，死人啦，”張鳳蘭的哭聲打破了下兌村的寂靜。

下兌村離大理古城不足5公里，與大理市區(qū)隔洱海相望?？v橫的道路連接起村莊與外面的世界。上世紀80年代村里有些人就到外面闖蕩，新鮮的話題在這里被廣泛談論，但從沒有命案。

時任下兌村支書張滿正要去村公所上班，村民張玉華剛把兩口袋衣服裝上摩托車準備去城鎮(zhèn)賣，聽說殺人了，都匆匆往張鳳蘭大兒子王學科家趕。張鳳蘭正時斷時續(xù)地哭著。

血腥味從屋里向外滲。張鳳蘭兒媳婦趙麗英的尸體橫在床邊，7歲的孫子王高能、4歲的孫子王高田倒在床上，身上蓋著大紅色的被子。

村民越聚越多。眼看張鳳蘭癱在地上，張滿讓張玉華把她從二樓背下來，又派幾個村民守住大門、保護現場，之后騎上自行車到村公所報警。

七里橋派出所、市公安局、州公安局的警察很快趕到，在院子的井里發(fā)現王學科的尸體。

根據當時的在案資料和多名在場村民的事后回憶，警察在現場發(fā)現了血腳印、血掌紋以及幾縷頭發(fā)?，F場有張桌子，上面擺著兩個酒杯、碗筷，像是曾經宴客，一些柜門被翻開，丟了輛野馬牌自行車。

這天是1989年12月16日上午，警方推斷王學科一家被害時間是12月14日夜晚。

多位村民對本刊記者的回憶串聯起那兩天的場景。14日下午，村民張利祥看到王學科買了點肉，后來又有村民見到趙麗英出來買酒，似乎要招待客人。

當晚下了一場雨，很快停了。村民趙鳳澤回村時，月光已亮亮地照在路上，見到有個男人慌張地騎自行車從村里出來。

車道窄，趙鳳澤下車讓路，注意到男子背了個黑色的手提包，包內脹鼓鼓的。男子30歲左右，臉比較圓，中等個子，戴藍帽子，穿藍衣服。

15日，同村本家有人蓋房子，邀請大家中午、晚上過去吃飯，這是當地的習俗，王學科也被邀請了。

村民楊炳負責寫禮單，直到15日晚上，沒看到王學科，他問一旁的王學科的爺爺，人怎么沒來。爺爺說，“不來就算了”，沒人想到當時其一家已慘遭殺害。

直到16日一早，滅門慘案的消息傳遍全村，這在大理市乃至云南省都絕無僅有。村民楊瑞仙與王學科家是鄰居，她家當時剛蓋好房子，還沒裝門，案發(fā)當晚抱著女兒躺在床上，正好能看到王學科家的后窗。

她后來對警方回憶，那天晚上窗簾是拉著的，看到有根棍子影揮了下，以為是小兩口打架，之后大約5分鐘，燈滅了，也沒傳出別的聲響，她沒在意。

神秘的客人是不是兇手？夜里騎車的男子是不是兇手？他們是不是同一個人？猜測和恐慌在村里蔓延，更深的傷痛淹沒了王家人。

張鳳蘭想“嚇住兇手”，經常白天在院中大聲叫兒子名字，在屋里掛塊肉，透過窗戶看到肉左搖右晃，不少小孩子被嚇哭。

圍繞案件的偵查快速展開。村子里的小伙子，尤其是有點偷雞摸狗案底的青年，都被叫去問話。時隔三十年，當年被問話的一些村民向本刊記者回憶，他們被叫去按手印，脫下鞋在細細的沙子上一圈圈走，比對掌印、腳印。包括張滿、張玉華在內的當天去過現場的人，也在16日下午第一時間配合公安機關蓋了手印、腳印。偵查緊鑼密鼓，卻一直沒有結果。

張滿當年就是騎著這輛自行車去派出所報案的

當時，村支書張滿和王學科的父親王世明關系不錯，村上的很多人都能證實這一點。張滿當過兵，做過民辦教師，又是村支書，在村上屬于有點見識的，還曾經教過王學科。出事之后，他也幫著王世明回想可能與誰結下仇怨。

在村民眼里，王學科是個老實巴交的人，媳婦也守規(guī)矩，不像是仇殺或者情殺，一家人都是安分過日子的。

王世明在村上小有名氣。上世紀80年代，他在外面搞建筑隊，成為村里第一批富起來的人，因為經濟往來與一些人結下仇怨。有些村民覺得，可能是王世明的仇人害了王學科一家。

偵查沒有了方向，警察來村里的次數逐漸變少，半年后不再來了。面對村民對緝兇的疑問，當時大理州公安局的某楊姓警察無奈地說，“墳墓里的人鉆出來作案，我們查也查不到?！?/p>

疑兇

慘劇在親人那里，一刻不曾忘記。

王學科的岳父趙砥柱不斷寫材料、上訪。信中寫道，“這樣重大案件得不到偵破，到底是什么緣故，我懷疑其中有什么弊端?！?/p>

他一遍遍述說亡者的遭遇：王學科28歲，會開車；趙麗英是他的小女兒，在家務農，安守本分，還會繡花；外孫與外孫女尚幼，卻發(fā)生如此血案。他也講述生者的悲痛，一家人從天黑哭到天亮，“就連看到的聽到的廣大人民群眾無一個不落淚，無一個不悲痛?！?/p>

如今，趙砥柱與王世明已去世，更多內情外人無從得知。資料顯示，趙砥柱寫的這些材料后來被轉給大理州公安局，案件得到重視。

1991年1月，案發(fā)兩年后，王世明在公安局第一次提到后來被認定為“兇手”的名字：張滿。

案件資料顯示，當時王世明稱是“臧玉、李某請殺手干的，張滿也參與了”。王世明提到了與臧玉的經濟糾紛，在陳述與張滿的關系時，稱兩人曾在80年代初有矛盾，但后來關系一直不錯，并常一起吃飯。

2020年12月，張滿對本刊記者解釋王世明突然的懷疑。他回憶，臧玉和王世明原本是結拜兄弟，關系不錯，案發(fā)前王世明曾向臧玉借錢，臧玉沒借，兩人關系變差。案發(fā)后，張滿與臧玉碰上，臧玉請張滿轉告王世明，“家里出了這種事，得借給他錢，想什么時候還都行?！?/p>

張滿轉告王世明之后，惹來王的不滿，責怪張明明和自己關系好，為什么幫臧玉講話。張滿與王世明的關系由此變差。

1994年10月，王世明到七里橋派出所反映情況，直接說“張滿殺了我兒子王學科一家四口”。這是張滿第一次被視為“兇手”。

王世明向警方講述，案發(fā)后他在村里調查，聽說村民楊汝周知道情況。楊汝周告訴他，案發(fā)當晚在院兒閑（當地方言，“閑逛”的意思），看到張滿走去王學科家，喝酒碰杯時，又看到王學科的鼻子被碰爛，喝完酒后，張滿用一塊條石把王學科一家殺死了。

2020年12月，本刊記者到下兌村采訪，發(fā)現當年楊汝周住處與王學科家相隔數十米，是斜對門，因地勢原因，從楊汝周家根本不能看到王學科一家的情況。

張滿家里除了不多的幾塊比較大的田租給別人種植，就剩下這些很小塊的租不出去的，用來種些小菜給自家吃

楊汝周與張滿的矛盾是村里人都知道的事情。案發(fā)前幾年，當地發(fā)生了一樁滇西盜煙草案，主犯是楊敏。彼時，楊汝周的妻子字月香長期在外，是楊敏的“姘頭”。警方通緝楊敏，并向時任村支書張滿打招呼請配合。因為本家關系，字月香叫張滿一聲“老表”。

幾個月后，字月香回村。當天中午，張滿到村公所用手搖電話打給公安局稱，“魚在池子里了?！币蚺赃呌腥?，張滿不敢把話說明白。

張滿覺得自己在本村要接著過日子，不想生矛盾，跟公安機關講要保密。公安機關讓他帶著到楊汝周的院子。張滿說，“你們抓完人就走了，我還得繼續(xù)在這里過，我請治?？频娜藥銈內ァ！?/p>

當天夜里，公安把楊汝周的院子圍起來，原想抓字月香，意外發(fā)現楊敏也在，一舉抓獲。不久，楊敏被槍斃。字月香后來問張滿，“老表，抓人你要告訴我一聲嘛?！贝迳蠜]有秘密，字月香知道是張滿報信。楊汝周與張滿自此結仇。

王世明反映情況后，圍繞張滿的調查展開了。村民再次被三三兩兩帶去問話，問王學科一案的情況，也問張滿情況。村民察覺到，張滿可能與此事有關。

同村村民楊炳當時做著緬甸玉石生意，私下問張滿，“是不是你干的，是的話，我把你送走?！睆垵M呵斥，“當然不是我干的?！?/p>

時隔多年，楊炳告訴《南方人物周刊》，殺人的傳言到了張滿耳朵，他們商量著要不要去告王世明。張滿因為案件偵查和辦案的人有一些交流，他把這個想法告訴當時在檢察院工作的一個人，對方稱，“王世明瘋子一個，不用理他?！?/p>

1994年12月20日，張滿與妻子張玉吉、兒子張銀鋒要到3公里外的親戚家參加嫁女喜宴。還沒開席，警車到了，張滿被戴上手銬帶走。他隨即得知了自己的“罪行”。半小時后，張玉吉和張銀鋒也被帶到大理市公安局。一家人的生活自此發(fā)生翻天覆地的變化。

證據

時隔5年，公安機關讓張滿回憶案發(fā)當晚在做什么。

張滿稱，他那天白天和村干部一起量地基，中午和晚上在村民張立孝家吃飯，這種活動一般村民會湊點錢，安排一家招待。村干部在村公所有宿舍，每人一間，有時候在村公所值班睡，有時候回家睡，喝多了經常幾個村干部聚在一起，都住村公所。

直到今天，張滿都記不清楚自己那晚住在哪里。張玉吉幫著回憶，那天張滿是在村公所住的，同去的還有村干部趙體昌。趙體昌最初的供詞也表述了類似的情節(jié)。

從被抓到刑滿釋放，漫長的羈押歲月里，張滿只做過一份有罪供述。那是在被抓后第8天，他承認自己殺了王學科一家四口。

在那份有罪供述中，殺人動機是與王世明“有仇”，他買了專門的衣服和鞋子去殺人。張滿穿43碼鞋，案發(fā)現場的血腳印是39碼，他稱自己“把鞋劃了個口子”。

當年發(fā)生滅門案的房子

此后，案件移送檢察院、交由法院審理，包括之后漫長的申訴過程，張滿堅稱當時遭到了當時大理市公安局刑偵隊警察的刑訊逼供。

張滿在申訴中寫道：“被抓后，我被銬在有擋板的椅子上，除了上廁所不能離開，被人用木棒打在身上，煙頭燙脖子，開水倒在脖子上，手銬打頭，頭打爛掉?！?/p>

被抓3天后，張滿被斷糧斷水。張滿告訴監(jiān)管，”我以基層人民代表（七里橋鄉(xiāng)人民代表）身份強烈要求見檢察院?！?/p>

5天后，警察對他說，“張滿，你扛得住，你的兒子、媳婦扛不住，你的媳婦已經被送醫(yī)院了?！贬槍垵M在申訴材料中寫的刑訊逼供內容，本刊記者多次聯系張滿提及的當事警察，電話與短信均未得到回復。

7天后的晚上，張滿決定“交待”。張滿稱，無奈之下，編造了一份“假口供”，想著先把家人救出去，現場有那么多證據證明不是自己干的，以后還有檢察院、法院，可以再說明情況。

他對本刊記者回憶，干警給他端來連湯帶水的一小碗米線，大概有2兩。他問，“怎么夠？” 干警回答，“你4天沒吃了，胃收縮，先給你一點，一會兒再吃?！?/p>

由于前期進過現場，也因村支書身份和辦案人員打過一些交道，張滿順利“交待”了自己的作案過程。干警問他，作案時穿的衣服鞋子呢？

張滿說，“捆上石頭丟到洱海去了?！?/p>

“東西找得到？”

“東西在天上，你們上得去就找得到，上不去就找不著?！?/p>

后來，公安機關前往洱海打撈鞋子衣服，無果。

張滿的妻子張玉吉和兒子張銀鋒也在同天被抓。張銀鋒回憶，已經記不得被關了四五天還是六七天，只記得自己一直在椅子上坐著，兩只手被各銬一邊，上廁所時才能解開活動。

警察曾對張銀鋒講，“你爸都說了，你媽都說了，家里有血衣?！?張銀鋒當時年僅20歲，在家沒挨過打，回憶稱被警察扇耳光、拿腳踢。

張玉吉向本刊記者稱，所謂的“血衣”，是案發(fā)后兩三年時間，張銀鋒和王世明的孫子（王學科的侄子）爬墻折花，被圍墻上的玻璃劃傷留下的，白色的襯衣、褲子都淌著血，到村里找赤腳醫(yī)生包扎。當時，張鳳蘭還特意來告訴張家，“你兒子跟我孫子折花，你兒子血淌下來多少?！?/p>

1994年12月28日，公安機關給張滿出了收容審查手續(xù)。次日，警察準備帶張滿去指認現場。車子開到村口，一名警察告訴張滿，“你給我好好講?！?/p>

張滿回復，“你把下兌村黨員干部全都召集來，我會把這個案子講得清清楚楚?！贝藭r，妻子和兒子已經回家，張滿決定把全部事情講出來。還沒下車，他又被拉回去，此后再也沒有指認現場。

口供不止一份，新的目擊證人出現。

同村村民楊汝周與張雙社均表示目擊了張滿的殺人過程。村民趙體昌的證詞也在此刻發(fā)生變化，稱原先為張滿做不在場證明是假的，是張滿要求自己做的，當晚沒有和張滿住在一處。

張滿在2011年保外就醫(yī)后，第一時間找了曾經是自己學生的張雙社，考慮到涉及證據，還邀請了與張雙社關系不錯的一個人同去。

張雙社表示，自己和父親當時都被帶走，如果不做“假口供”，就出不來，當時警察給他放張滿的錄音，說“他自己都承認了，你干嘛不說呢”。事后，張雙社在一份錄像資料中講述這個過程，并手寫了一份證明，證實自己當年做假口供。

2020年12月，本刊記者來到下兌村，在老年活動中心見到了楊汝周。談起當年舊案，楊汝周表示，“記不清，不知道?！眴柕脚c張滿是否有仇，他的態(tài)度一下子變差，“我有權利拒絕你的采訪，我態(tài)度就這么一個。”但后來他又斷斷續(xù)續(xù)說，公安把自己帶下去銬起來，不說就不讓走。

張滿和張玉吉后來去找過趙體昌兩次。趙體昌哭訴，“（他們說）張滿殺人了，你要是和他在一處，那就是你們一起干的?！北究浾呗撓档节w體昌，他稱當年的事記不清楚。

案件資料里能看到趙體昌曾被詢問，“你回想一下我們問你的問題，你不講清楚一下，你的問題就解決不了?！?/p>

案發(fā)后，張滿作為村書記配合警察多次到現場。被抓后，有當時的警察稱張滿手上有傷，這成為后來認定他殺人的另一個證據。

而當時與張滿同入現場的張玉華對記者表示，張滿手上沒有傷。當時來來往往那么多人，張滿他們后來又去按指紋，有傷的話怎么可能發(fā)現不了？

審判?

1997年3月25日，“王學科一家四口滅門案”一審在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級人民法院開庭。當時，兩名目擊證人張雙社、楊汝周均匿名且沒有出庭。辯論圍繞著證物展開。

和張滿一同前去案發(fā)現場的多位村民證實，案發(fā)后，王學科家中有宴客痕跡，桌上擺著兩副碗筷、酒杯。“神秘客人”的痕跡似乎沒成為偵查方向，可能留有指紋、DNA的碗筷、酒杯，此后并未在審理階段作為證物再出現過。

墻壁上印著一個淺淺的細小血掌紋，與張滿的掌紋不符。血腳印是39碼，與穿43碼鞋的張滿不符。

張滿記得，偵查階段，他聽刑偵隊的楊寶忠（音）提起，足跡已讓昆明的專家分析鑒定，現場有兩個人的足跡，為不超過165公分、年齡在25歲上下的男子。

唯一能給張滿定罪的證物，是一柄鋤頭把，上面的血型與張滿的一致。這把由昆明醫(yī)學院鑒定的鋤頭把和此前《現場勘驗筆錄》中的鋤頭把不一致。其中，鑒定的鋤頭把為137cm，而勘驗的是134.5cm。此外，鑒定的血跡部位是在鋤頭把中部及上端，而勘驗的是木棒頭部。

張滿的女兒在父親被抓的時候只有14歲，當年的情形對她影響甚大

張滿的律師姜文信在一審當庭指出：庭審出示的鋤頭把不是當時案發(fā)現場搜集的鋤頭把，庭審出示以及鑒定的鋤頭把顯然是為了證明張滿有罪而人為偽造的。本案現場的殺人兇器有石頭、菜刀、鋤頭把，這些兇器上都留有大量的指紋，鑒定結果也顯示指紋均不是張滿的，但法庭卻只出示了唯一有張滿血跡的物證鋤頭把。

張滿告訴本刊記者，被抓后，他曾在1995年至1996年被5次抽血。他懷疑鋤頭把系偽造，后來才涂上他的血。關于鋤頭把長度問題，測量人員稱當時是目測、有誤差。案發(fā)后同在現場的張滿并不認可，“他們的小箱子里什么測量工具都有?！?/p>

1996年3月28日，公安機關以涉嫌故意殺人罪將張滿的兒子張銀鋒收容審查，直至1996年11月18日解除收審。1996年3月29日，張滿妻子張玉吉也遭收容審查，直至1996年11月9日解除收審，原因是妨礙偵查。

張滿回憶，需要幾次連續(xù)穩(wěn)定的“有罪供述”才能算認罪。由于自己的“假口供”只在同一時間做出，他經歷了第二次“折磨”。1996年8月，他一直被銬在椅子上，除了上廁所，持續(xù)21天21夜，期間，大臺燈一連七八天照著他的眼睛，燈泡后來都燒掉，組合音響也開到很大聲，持續(xù)刺激耳朵。其他干警有看不下去的，有時候把音響和燈泡關上。

“搞死掉就搞死掉，不能再做假口供?！睆垵M挨過21天，又被送回看守所。出來的時候，身上只有幾個虱子，回去的時候，全身都生滿虱子，用熱水澆了好幾次才好。

刑偵大隊的教導員跟張滿談話，“張滿，你關了二十幾個月，性格一點都沒變，你態(tài)度好一點，早就放回去了。”

“我沒有罪，讓我怎么態(tài)度好，8天8夜那次我做的是假口供，現場有證據，不是我張滿干的，我反復說沒罪，態(tài)度好就是你們說我有罪我就有罪？”

一審結束兩年后，張滿收到了審判長何晶平送來的判決書，判決書日期顯示為開庭次日，即1997年3月26日。法院一審認定張滿犯故意殺人罪，判處無期徒刑。判決書稱，“張滿殺人手段特別殘忍，情節(jié)特別嚴重，社會危害極大”，同時寫道，“鑒于本案的實際情況，應酌情考慮從輕處罰。”

對于“實際情況”，判決書沒有展開描述。1996年，張滿家人收到一封扔到院子里的匿名信，信封印著“云南省公安廳”，落款為“同情人”，里面寫道，“公安局領導內部對此案看法不同，有分歧”。

這份判決引發(fā)了三方不滿，張滿稱遭刑訊逼供、自己沒有殺人，提出上訴；王世明對量刑畸輕、民事判決賠償金額過低（6000元）不滿，上訴；大理州檢察院認為“量刑畸輕”，提出抗訴。

1999年，云南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維持原判。此后，張滿在獄中不斷申訴。直到2011年，張滿因病獲準保外就醫(yī)、監(jiān)外執(zhí)行。2018年3月，張滿服刑期滿，解除社區(qū)矯正。2019年11月13日，云南省人民檢察院向云南省高級人民法院提出再審建議，建議重新審理該案。

破碎?

張滿被抓后，家庭，乃至整個村子出現了不少他不知道的變化。

最初，張滿的多名親戚（兄弟、侄子、侄女婿等）被先后被帶到公安局接受詢問，檢驗掌紋、腳印。

四弟媳婦楊瑞仙作為王學科的鄰居，多次被拉去審問。后來她因驚嚇過度患上尿失禁，聽見小車的聲音“心就提到嗓子眼”。楊瑞仙稱，她聽說一個秘方，把豬心戳三個洞，一個放紅糖、一個放冰糖、一個放桂圓，煮來吃了很長一段時間，恐懼才慢慢平息。

多年之后，楊瑞仙的兒子初中畢業(yè)，想去當兵，各項標準都通過了，卻因為一紙舉報信稱“他的二爹是殺人犯”，參軍未果。如今，這個渴望參軍的男孩已變成中年男人，在當地做公交車司機。

當地警方一直沒能找到“對得上號”的人，懷疑張滿是和他人協同作案。下兌村有個婆婆和張玉吉關系不錯，比張滿小兩歲，經常到張家串門。張滿家的院子寬敞，有次她來曬玉米，不久后也被警察帶走，回來稱張滿是殺人犯。

2020年12月，婆婆向《南方人物周刊》回憶，警察開車送她到村口，告訴她，“以后你不要去他家閑”。從那之后很長一段時間，沒人再去張滿家。

張滿的母親久不見兒子，精神狀態(tài)不好，一家人瞞著她，說張滿到外面去開會，每次一有警察上門，張母就趕緊戴上帽子，躲到衣柜后面，大叫“壞人來了，壞人來了”。

張滿兄弟姐妹7人，父親在2011年大年初二離世。活著的時候，張滿的父親經常寬慰母親，“不要怕，他會回來”。去世之前，父親留了500塊錢，交給張滿的大妹說，“你二哥回來的時候，我可能等不到了，把這500塊錢留給他?！?/p>

1994年，張滿的女兒張銀華尚未成年。張滿被抓后，她打定主意不嫁人，等父親出來。直到張滿在獄中傳信給她，“你嫁人吧?！背黾弈悄?，她26歲。

被抓后，張滿和妻子張玉吉有過短暫的相見。那是1996年的3、4月間，張玉吉從大理市第二看守所被提出來，在大理市第一看守所住了一晚。當時張滿就關在這間看守所。第二天，張滿和張玉吉，以及另外三人坐同一輛車轉監(jiān)獄。

路上車壞了，警察把張滿和張玉吉就近送到七里橋派出所，兩個人關在一起。張玉吉見面就哭，張滿說，“不要怕，你哭什么，我張滿沒罪?！倍虝旱南嗑酆?，他們被帶到第二看守所，看守所回復“關不下”。兩人車都沒下，又讓人拉走了。

1994年，在張滿作出“有罪”口供后，案件尚處在偵查階段，但風聲已經傳到王世明耳朵里。王世明在村里拉起橫幅，控告張滿是流氓。張玉吉忍不住出去跟他對罵。

想到當年轉監(jiān)時見到張滿的樣子，她比劃著向本刊記者回憶，“胡子那么長，都到胸前了。”張滿在一邊補充，“沒那么長，玉吉記錯了，只有指節(jié)那么長，她當時嚇壞了?！?/p>

申訴?

羈押歲月漫長，張滿一直堅持喊“冤”。

年歲漸長，他的身體越來越差，在監(jiān)獄里做火柴、撿豆子、摳核桃、掐辣椒把兒。獄友勸他軟一些，寫個不能勞動的申請。張滿拒絕，“我不求這些人。”

張滿讓獄友用針幫他在手臂上刺字，左邊一個“冤”，右邊一個“仇”。他在監(jiān)獄里經常寫材料，讓獄警拿去寄。幾千號犯人里，申訴的屈指可數。他們這幾個申訴的，被認為是“反改造”，其他人就屬于接受改造。

當時監(jiān)獄考核采取記分制，包括生活、勞動、衛(wèi)生、改造等，犯人得到200分可以記一個功，能獲得減刑機會。凡是申訴的人，改造分為零，認罪伏法可以得20分。張滿由于申訴，月月得180分，一直減不了刑。

直到2004年，監(jiān)獄管理局出臺新的考核辦法。2005年，張滿轉為有期徒刑。2011年，張滿因患病保外就醫(yī)、監(jiān)外執(zhí)行。

出獄后，張滿一直身體不好，住在岳母家。2015年，他感到身體有好轉，和張玉吉回到下兌村，“我身體好點兒了，要回去辦我的事?！?/p>

他假借看病，到昆明去找云南省高級人民法院申訴，法院表示已經駁回，讓他找最高人民法院。張滿開始新一輪的“寄信”。

申訴信每次都是手寫，足足有101封，底單密密麻麻，上面是生銹的軍綠色鐵夾子。信有的是寄到北京，有的是寄到昆明，收件單位很多，從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辦公室、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檢察院、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到云南省高級人民法院、云南省檢察院等。

張滿每個月都會寄一次材料，普通掛號信一封八九元，特快信得21元一封。他家里經濟條件不好，這些底單基本是普通掛號信。

2018年5月，由于案情的諸多疑點，云南省檢察院介入此案，進入復查階段。2019年11月13日，云南省人民檢察院向云南省高級人民法院提出再審建議，建議重新審理該案。刑事申訴復查通知書顯示，經復查認為，原生效裁判認定張滿故意殺人的事實不清，證據不足，申訴人張滿的申訴理由部分成立。

這讓張滿看到了希望。他告訴本刊記者，就是靠這股氣兒撐到現在。張滿今年75歲了，有高血壓，每天都要吃藥，妻子張玉吉因受刺激患上腦梗塞。他倆每人每個月能領107元“老人錢”，張滿因是退役軍人，每月能再領200多元。

老兩口在村里還有4畝地，已經無力耕種，大塊的包給別人，一年能有2000元收入。一些小塊的、沒人要的地，他就種些小菜，平時到田里轉轉，撿些廢料喂雞。

家里住的房子是1980年蓋的，是下兌村第一座二層水泥平頂房。張滿本來打算蓋一層，在建筑隊的王世明建議直接蓋兩層，親自畫了圖紙，還借給他300元。

時間仿佛在這個家里停滯了數十年，如今這里已是全村最破的房子，木制的門窗、昏暗的光線，客廳的陳設還保留著上世紀80年代的模樣。

幾年前，王世明離世，故人不再。只有張滿等在原地，“等一個清白?！?/p>